Chapter 18
威脅與承諾的煎熬
原著／Heinrich Harrer
翻譯／何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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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擔憂的是，那些惱人的傢伙還是會如影隨形地跟著我，而這樣的擔憂總究還是成為事實了。很明顯地，我總是他們的注意焦點，因為我是達賴喇嘛的大哥。他們的目的是要將我收買，加入他們的陣營，如果他們不能收買我，至少他們也要使我對他們的計劃有所幫助。新任Kumbum 寺的住持, Shabdrung Karpo同樣地也不得安寧，他同樣受那些人的注意。與我的情況相比，他所受的迫害，遠較我為輕。他像我一樣地受到監視，但他有較自由的行動權。所以他能夠參與一些宗教及行政的工作，相對地，我就不被容許有這些權利。與我的情況相比，他們對他言行的監控，並未系統化而持之以恆。對我而言，我現在並未擁有任何官方的頭銜，這使我比以前更難擺脫他們持續性壓迫的陰影。 起初，他們對我採取懷柔政策，老是自滿地對我描述，所謂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一些偉大成就。他們利用一些統計數據，特別是關於工業產值的增長，對我做疲勞轟炸。他們也告訴我一些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燦爛的遠景。林林總總，他們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建構成一幅充滿希望的圖畫。當我對此無動於衷後，他們就採取較激烈的手段：他們想要從我們的行政機關及我們的生活方式中來挑毛病。而我總是聆聽他們了無新意的虛假詞句，並且盡可能地不與他們持相反的意見。他們是極權主義國家的崇拜者，他們宣稱在極權國家中，個人一律平等的理想將會一一實現。他們對我保證，在極權國家中，原為少數人所擁有的私有財產，將充公為眾人所共有。在未來的國家中，國家將照料每件事及每個人，而且在均等主義之下的分配系統，將使金錢變得毫無意義。每個人將被吸引至生產線上，婦女也將利用休閒的時間來工作，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做家務事。而且兒童從出生起就由專責的育嬰中心扶養，因而得到比由各別父母育養之下，還要好的照顧。 雖然至今我老是聽到這類極權國家的幻想，但每一次我聽到此類的傳聞時，皆令我不寒而慄。當他們在描述他們所謂的天堂，在我聽起來卻如人間地獄一般：灰色的生活，毫無生氣的制服，人與人之間不存在人情和愛，一個不值得去生活的世界。 最後，他們其中的一些人建議我要做西藏人民的好榜樣，要我把Tagtser Labrang及一切俸祿交給國家以利人民。但我堅決地拒絕此一荒謬的主張，同時我嚴正的指出，我並不是這些財富的擁有者，我只是暫時的受俸祿的人，將這些財產完整無缺地交給我的繼任者是我的責任之一。很明顯地，當我試圖維護社會上一些良好的傳統制度時，卻得不到任何的認同。更嚴重的是，每當我提出任何主張，皆遭到否決的命運。 最令我沮喪的是，我所致力維護的事物，正因新的統治者的勝利，逐一地瓦解無存。中國共產黨當局所新頒的法令，只維持了極短的太平時期，很快地這些法令使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在農村中，狡猾且有經驗的宣傳人員扭曲農民的心性，只有流浪漢才能不發怒地，從頭到尾聽完他們的宣傳。新的稅制明顯地將驅使農民走向毀滅的邊緣，且為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鋪路。例如，現在農民須直接向西寧當局納稅，但以往，他們只需向當地的僧院繳稅。現在統治者直接向農民徵稅，而統治者又總是貪得無厭，雖然農民們反對這稅制，但在紅軍的支持下，統治者對農民施以威脅，加重稅賦及懲罰。在純樸的鄉下地區，搶劫及謀殺事件卻一再發生。一度令人驚魂的土匪再次成群地在鄉間出現。這林林總總、亂七八糟的情況，都是由新的統治者所帶來的。 約在我從Kumbum寺院住持職務退任的一個月後，西藏委員會的徐主席出現在我的跟前，他提議要我代表共產黨，到拉薩向達賴喇嘛表達共產黨的要求。假如我接受這項提議，他將對我以往頑固的言行，及我與國民黨、西方勢力的關係重新考量。另一方面，假如我假裝接受這提案，而利用此一機會逃到印度，他們將永不允許我再踏入西藏一步。這提案使我反感，我就加以拒絕。我告訴徐，他與整個西藏委員會完全扭曲了拉薩的情況。我不會笨到去當一個共產黨的使者、不會毀滅自己去當一個叛國者。 但是共產黨並不是那麼容易打發的。徐在沒有達到他所想要的目的後，便離開了，但在徐之後，行政長官秘書、行政長官本人及新任駐西寧的司令官，皆對我提出同樣的提案。而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堅決的拒絕他們。我很快地發覺到，如果我繼續直率地拒絕他們的要求，將會使我置身於危險之中。經過我仔細考量之後，這個令我蒙羞的提案，將是我能脫離他們的掌控，與我在拉薩的家人相聚的唯一機會。我突然間想到，如果我一再堅持地拒絕他們，我極可能成為他們向拉薩勒索的人質。當時的情況十分危急，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對我而言，假裝接受他們的提案，並利用此一機會逃脫，是相當可以諒解的。 在與西藏副行政長官會面後，更堅定了我逃亡的決心。在西寧，除了有一名行政長官外，尚有兩名副行政長官。這兩名副行政長官中，一位負責回族的事務，另一位則負責藏族的事務。他們二人或多或少是在共產黨行政長官的脅迫下，才擔任這職為位的。負責回族事務的是Ma Dza-U，他是西寧回族的領袖，他雖然是副行政長官，但還是不能挽救他的兒子被新的統治者逮捕入獄。負責西藏事務的副行政長官是Geshe Sherab Rinpoche，他是個有企圖心的人，我在Kumbum求學時，就認識他了。在我與他獨處時，我曾叱責他的叛節，但他否認這項指控，而且他告訴我一個與新統治者的謹慎相處之道，那就是離他們越遠越好，特別是當他們如此的強大，而我們又無法反抗時。正確之道就是與他們合作，以免更糟的禍事臨頭。 以他為例，讓我了解到為何中國人，總是可以找到那些自甘墮落的傀儡，以供他們使喚。在他的身上，中國人發現西藏的高僧願意與他們合作。對我而言，情況看起來似乎相當地不樂觀，這更加深了我逃亡的決心。但為了掩護我逃脫的意圖，我告訴西藏委員會的主席，我想到北京去求學，以便使我更加了解整個國家的情況。我向他解釋為何我留在北京比留在拉薩，對西藏更有幫助。因為我若留在拉薩，我將被懷疑是個叛國者。他們對我的建議感到興趣，但並沒有下任何的定論。可是至少我得到了短暫而又寶貴的疏緩，同時也使我能開始準備這長途的旅行，而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但過不了多久，我被通知，我前往北京的計劃已被拒絕，而他們要我按先前的決議前往拉薩。 我告訴他們，我同意他們的提議前往拉薩，但我有個附帶條件，那就是，我要帶Kumbum寺內的二十位高僧，當我的隨行人員，如此一來可提高我此次拉薩之行的重要性。西藏委員會答應了我的請求，並要我提出二十名隨行人員的名單。不幸地，我這項試圖拯救西藏最具影響力及身陷危急的喇嘛的計劃，終究未能成功。就在我提出名單後沒多久，他們就將名單退回，而且利用不同的藉口，說我提出的名單並不可行：他們不是嫌這人太老，就是嫌那人太年輕。到最後只有二位高僧被他們所接受，這二位高僧是Shar Kalden Gyatso 和Shalu Rinp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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