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我的國家》 - 諾布教授個人傳記

拉薩的氣氛充滿著焦慮和不安，許多人已經準備逃出這個國家。中國共產黨軍隊已經深入西藏的領土，任何有效的軍事抵禦已幾近不可能。少數幾個保有壓倒性兵力優勢的部隊，在做過一些抵抗之後，仍難倖免被迫撤退的結局，徒然增添落入敵人手中的許多戰俘而已。中國軍隊會不會轉向拉薩用兵呢？那時又會發生甚麼事呢？心懷恐懼，民眾們又回想起1910年時，中國人在拉薩的殘忍暴行，當時的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後來因為有1911年的中國革命，他才得已回到拉薩，否則中國人怎麼可能會輕易放棄已到手的東西呢？西藏政府已經向聯合國申訴，但他們無暇伸出援手，無論如何，由於印度的從中斡旋，中國已答應要進行協商，一個包括我妹夫Puntso Trashi在內的代表團，已經出發前往北京。

我有相當確定的預感，我們經由協商所能獲得的最有利結果，也不過是一種拖延戰術而已，即使是一種不確定的狀況，我還是決定要離開拉薩；特別是我在西寧的教師們，必然很難再隱藏我一直在阻礙他們詭計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我繼續地在首都出現，只會引起爭議而增加談判的困難。因此我決定，目前我所能做的，就是向南前往印度的邊界，在那裡等待協商的結果出來。同時，我也請求我的家人和我一起走，我母親也立刻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拉薩當是最好的抉擇。她立即帶著我的弟妹們(當然，達賴喇嘛除外)先到Gyantse去，她提議要去那裡等我，很不幸地，Lobsang Samten的病情還是太沉重而禁不起旅途的操勞，只好忍痛把他留在後面。

完成必要的安排後，我向達賴喇嘛辭別，騎馬前往我的舊寺廟Drepung，我又做了一次Chojal，或是正式的佈施，送給每個僧侶一些錢，點燃油燈，並將祈福巾放置在所有的神壇上。然後，Dondrub Gyantsen和其他為我服務的僕人一起出來伴隨我，我將我的袈裟換下，穿上旅行的裝束，踏上通向自由、也就是流亡的旅程。

我們在靠近印度邊界的Chumbi谷地安頓下來。在此同時，因為局勢更為緊急，使得達賴喇嘛也不得不離開拉薩。在我們到達不久之後，他的大車隊也來了，我的弟弟在Dungkar寺住下來，他在那裡和他留在拉薩的其他官員，還有信差往返以保持聯絡。護從他的高等神職人員也在Dungkar寺駐紮，同時，跟隨他而來的貴族和官員也散居在附近的農家裡。

沒多久我便又感受到，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忘記我，或放棄想利用我來達成他們目標的希望。有許多訊息傳到我的手上，要求我利用我對達賴喇嘛的影響力，防止他流亡國外。第一封這類的信來自於一位名叫Puntso Wangye的東西藏人(East Tibetan)，我並未對它特別重視，這個人在1947年時，隨同國民黨的代表們被趕出拉薩，他隨即便投入共產黨。他的說法和西寧的首長說過的話完全一致，他向我保證，如果達賴喇嘛能留在西藏，我想回拉薩當然不會有問題。中國共產黨的策略顯然是，他們最好能告訴全世界，不只達賴喇嘛留在西藏，他的家人也都和他在一起。無論如何，我決定不再和中國共產黨打任何交道，並且我也讓我的親屬和達賴喇嘛的隨從人員們了解到，對於我不想要回到拉薩的意圖是不必置疑的。我的家人必定可以了解我的決心，但是護從達賴喇嘛的貴族和官員嘗試著要改變我的想法，很顯然的，他們害怕過艱困的生活。

但是當和我伴同從Kumbum到拉薩而留在那裡的兩個同伴，Shalu Rinpoche 和Shar Kalden Gyotso，也由拉薩寫長信來勸我回去時，我要Dondrub Gyantsen替我送訊息到拉薩，用很謹慎的措辭告訴他們，基於健康的理由，我必須留在Chumbi谷地，一直到有近一步的指示為止。Dondrub Gyantsen回來時，同時帶回他們兩位的回信，以及曾受指使，伴同我前往拉薩之中國夫婦的訊息，他們在西藏的前線被逮捕，現在已經被釋放且在拉薩居住。

Shar Kalden Gyotso僅致予我最高的祝福，希望我趕快恢復，然後可以再回到首都。但是在Shalu Rinpoche 的信中，他毫不保留地寫出自己的想法，他自比為一棵已盤根太深的老樹，在也禁不起移植的痛苦；但是說我還年輕，成長的精力還很旺盛，若能移植到更肥沃的土地，對我大有益處，這正好說中了我的感覺。我現在已決心要出國，去尋求那我已知在共產黨苦難統治之下，絕無法獲得的自由。但是環視目前我的艱難處境，以及不想讓我的家人 (我的母親尤其不希望再有分離) 擔憂，我只有秘密地擬定我的逃亡計劃。

我上次見到我的朋友Telopa Rinpoche時，是1947年在北京，他經由一未名叫Robert Drummond的美國生意人從中協調，得到一份Johns Hopkins大學的邀請函，讓他得以脫離中國的魔掌，到達美國。我現在便寫了一封長而詳盡的信給他，詢問他我能盡速前往美國的最好方法，他回信要求我寄自己和DondrubGyantsen的照片去給他，以便他可以拜託他的美國朋友，去幫我們爭取進入美國的許可。正好我們都有他所要求的物件，我便用最速件寄出我們的照片。

在此同時，情況對我越來越不利，我們接到的消息指出，西藏和中國的協調已經答成共識，基於內政歸予達賴喇嘛和完全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擬訂出「十七點協議」。其中相對的條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國際上為西藏的代表，並且承擔西藏的「防衛」責任。這些協議的條文更確定了我的許多恐懼，因為基於這樣的妥協，西藏已進入成為中國的附傭階段，漸漸地，我比往常更堅決要離開西藏。當協調同意達賴喇嘛將留在Chumbi谷地，等待一位中國的將軍由印度前來接送他回拉薩時，我僅存的時間已然不多，我必須搶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達之前，先安全抵達印度。我於是請求達賴喇嘛准許我伴隨著母親和年幼的兒童，前往印度朝聖，我並將在那裡接受一次徹底的健康檢查。

在一次達賴喇嘛對我的正式接見中，我獲得所需要的許可證件，然後我完成一個Dungkar寺指示的旅行。當一切就緒之後，我私下向我的兩個弟弟辭別，當我站在達賴喇嘛和Lobsang Samten面前時，真是一個令我悲傷的時刻，Lobsang Samten的狀況已經大有改善而可以忍受旅途的勞累了。他們完全不知道我最後的計劃，而我卻不能因為透露自己的秘密，來增加他們的煩惱和憂慮。我還能再見到他們嗎？如果有可能，又會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呢？似乎沒有人察覺到一絲絲我內心的企圖，甚至於最親近達賴喇嘛的人們，也只是敬告我要當心我在印度的言論，特別是在提到有關於正在北京協商中的「十七點協議」時。

帶著Dondrub Gyantsen和幾匹馬，在微雪中，我穿過了拿督關，往錫金(Sikkim)前進，悲痛的心情也一路伴著我。我知道我極有可能無法再踏上西藏的土地，並且再也回不了家了，現在我是自願要永遠告別自己家園的，我要逃離恣意妄為的暴力以追求自由，我感受過一個自由的人被無數索鍊綑綁時的苦痛，而且我已了解到我絕不能失去自由。其他的人們已經助了我一臂之力，並且為我夷平了通路，但是我從未想到我所要附出的代價，竟然會是我的國家，而我現在正承受著流亡的折磨。我實在無法相信，向自己的國家訣別，會是如此地淒苦！又想到將要到外國，要和和陌生人同住、說著他們語言時，對我而言似乎是絕難忍受的事。但同時地，我的理智告訴我，現在想要回頭，已經是不可能了。難道我還未飽受在自己國家裡成為囚犯的景況，孤立無援，還要茍延殘喘的生活在那些憎恨我們，且試圖要破壞一切對我而言非常神聖，甚至比生命還重要之物品的殘暴施壓者可憐的恩澤之下嗎？不！回頭的大道已經被封閉了！毅然決然地，在越下越密的大雪中，我驅策著我的馬，尋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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