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0
往返世界各地
原著／Heinrich Harrer
翻譯／周明德，陳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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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回到Kalimpong時，接到一個由Telopa Rinpoche 送來的訊息，裡面提到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Free Asia)打算邀請我和Dondrub Gyantsen到美國去客座訪問一年。在確定這個消息之後，我現在可以讓我的母親和Tsering Droma 知道我即將前往美國的計劃了。她們計劃要陪小Ngari Rinpoche 在Kalimpong停留一段時間，在我得知她們完全理解我的處境並同意我的計劃之後，我的內心感到如釋重負，我帶著母親全心的祝福出發。首先我搭著飛機到加爾喀答(Calcutta)。在我這次的旅途中，一位曾經在我去中國朝聖之時幫助並招待過我的西藏商人Pomdatsang，介紹了一位在西藏東部傳教的蘇格蘭人Patterson先生讓我認識，Patterson先生對西藏極為瞭解，他對我在取得旅行文件，和申請入美許可上，幫了很大的忙。 在加爾喀答時，我又不得不再一次和魔鬼打交道。曾在北京參與協商「十七點協議」的西藏代表團，此時正在回到拉薩的途中，他們目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Chang Chi-wu以及他的隨行人員們，在加爾喀答稍做停留。我便前去看身為代表團成員之一的妹夫Puntso Trashi，他和其他的代表團成員一樣，都住宿在中國的大使館裡。我到達那裡時，受到Chang Chi-wu的邀請，要我加入他們，和他們一起回去拉薩。當然，我實在很難回絕這樣的邀請，而Puntso Trashi卻又使我的處境更加難堪，他催促我趕緊接受Chang Chi-wu的邀請，和西藏代表團們一起回拉薩，他很肯定地向我保證，只要我們能回到那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Chang Chi-wu非常希望我能答應一起回西藏，為了暫時迴避他的急切邀請，我只有用不當面向他告別的方式離開使館。在此事之後，我總算找到一個能和Puntso Trashi私下談話的機會，我告訴他，我當天下午就要搭機前往美國了。他聽了這個意外的消息之後，極為震驚，他盡最大的努力來勸我改變計劃，但我很堅定的拒絕了。當妹夫知道他無法改變我的心意時，便答應替我保守這個秘密，我們最後在為彼此的未來互相祝福之後分手。 Dondrub Gyantsen和我經由倫敦飛到紐約，由於我的外語能力不足，甚至無法應付最基本的溝通，我們必須仰賴其他同行乘客的好意幫忙，當然，他們也都很熱心地幫助我們。在人聲吵雜的Idlewild 機場中，當我們聽到Robert Ekvall先生用著熟悉的安多腔調，叫著我們的名字時，我們內心感到無比的安慰。Ekvall先生是一位傳教士的兒子，曾在西藏居住過數年。他代表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來歡迎我們到達美國。在他的護衛下，我才勉強可以忍受媒體記者們砲火密集的閃光燈，並回答他們一連串的問題。接著在Ekvall先生的陪伴下，我們做了第一次的美國之旅，他介紹我們紐約的一般日常生活，並盡其所能地讓我們了解一般美國人的思考方式。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所舉辦的歡迎會，讓我留下一個非常愉快的印象，會中還特別因為要歡迎我們而準備了乳酪、羊肉、草莓等食物。 在紐約停留幾天後，我們轉往Ekvall先生在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 Fairfax的家中居住，我們現在暱稱他為Bob Ekvall，他已經成為我們最慷慨的良師益友了。Ekvall太太也提供我們十分親切而熱情的招待。我現在終於有機會去照顧我那已經衰弱不堪的身體了，經過醫生的詳盡檢查之後，發現我的肺部受到了感染，不過還好，並不是非常危險，我們後來便借住到一間小農舍裡，以方便我去接受醫學治療，並幫助我早日康愎。Bob Ekvall經常來看我們，而被指定來幫助我們的私家司機，也開始教我們一些初級的英文。 在西維吉尼亞州與世隔絕地休養數星期之後，我收到弟弟Gyalo Dondrub的電報，電報中說他已成功地及時逃離中國，現在他和他的妻子及小孩住在台灣，電報中又說他即將前來美國，我非常高興地邀請他前來與我們在Fairfax的農場同住，他和他的家人後來真的一起到這裡來住了三個月。他們想和我的母親一起回拉薩，我母親已經覺得她再也難以忍受這種骨肉分離的痛苦了。當我母親還住在Kalimpong時，我經常都可以收到一些我親人們的消息，但是不久之後就沒有傳來任何訊息了。後來我又從無線廣播、接著是報紙等，斷斷續續發出一些和西藏有關，片段而不詳細的消息，但是沒過多久，竟然就音訊全無了，這樣的情況，就像是我的國家已經漸漸變成死神降臨的寂靜墳場一般了！ 經過六個月完善的治療之後，我的醫生宣稱我已完全康復了，雖然我仍須放輕鬆並且注意觀察一些特定的癥狀，不過現在已沒有理由讓我不去加州柏克萊大學修習英文課了。在柏克萊，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一位研究西藏的學者Lessung教授和他的太太，我正好能夠幫助他們翻譯西藏的書籍。我到處得到的這些熱誠接待，讓我也比較能克服思鄉的煎熬，一般而言，我覺得加州的氣侯很適合我，我在這裡的學習進度也在逐漸加快。 在1952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個世界佛教協會在東京舉行的會議邀請函，我又一次和Dondrub Gyantsen一同出遊，但這一次是搭船。在橫越太平洋時，我飽受了暈船之苦，當最後抵達東京，踏上陸地的時侯，內心的高興實在難以形容。在碼頭上迎接我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從美國來的朋友，附屬於Honganji Temple下的一家寺院的住持，邀請我們到他們寺院居住，在這次的世界級會議中，使我有機會去接觸一些非常有重要的人物和事務，但我想到Ceylon的聖地去訪問的最大心願，還是不能達成。 我目前所使用的印度證件已經過期了，而且也沒有再延長的可能，很不幸地，這使得我陷入從數星期，甚至最後長達數個月的無謂等待中，後來我便決定在這被迫居留的時間中，繼續學習我以前學過的日文。不久之後，我也有了一小班的人跟著我學習藏文。我曾前往日本各地旅遊，拜訪過日本的寺廟和聖地，也和許多日本人及外國駐軍結交朋友。Kitabatake住持是一個非常熱心的友人，我的一切困難事務都是拜託他幫忙，我在日本的停留許可一延再延，而進入印度和美國的許可則似乎遙不可及。在這段停留間，生活上並沒有遭受太多的困苦，但我學到移民的焦慮、絕望、和痛苦，也了解到一個移民在面對一個不知名的龐大官僚機構時，所要面對的無望掙扎。 最後，借助於美國修改移民法，以及許多有影響力朋友的持續幫助，特別是世界教會組織(World Church Services)的幫忙，我終於取得回到美國的許可，當時已經是1955年了，我選擇了印度經歐洲再到美國的較長旅程，因為我想到加爾喀達見Gyalo Dondrub。四年前，他曾和他的家人、我的母親及其他人回到拉薩，由於曾長期離開西藏，他發現他很難去適應那裡的現行景況，他也感覺到了自己對於自由的渴望。當共產黨提供他一個前往莫斯科做外交代表的工作時，他接受了，並且利用機會逃到了印度。當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在拉薩的親戚們都還好，Lobsang Samten現在已經升官，是一個Chikyab Khenpo以及高階的侍衛；Puntso Trashi已經被任命為達賴喇嘛的侍衛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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