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我的國家》 - 諾布教授個人傳記

在1959年3月某個星期五傍晚，我正在我位於紐約市公寓的小廚房，依照傳統的西藏食譜煮一鍋湯的同時，恰好聽到新聞廣播中播報員正在報導西藏已發生了暴亂。當時我忘了要將湯做好之事，迫切聽著播報員那平靜徐緩的聲音敘說在拉薩所發生的暴動。有一大群人已經將夏宮(Summer Palace)圍住，中國共產黨將達賴喇嘛抓走；另有一群人，主要是婦女，已逃進印度大使館，要求他們幫助達賴喇嘛。我站在那兒，心裡頭卻是一片紛亂。好多年來我所最懼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過去數週，我早已知道西藏的情形已經到了緊要的關頭。中國共產黨要達賴喇嘛到北京，但是西藏國會（Tibetan National Assembly）拒絕這項要求。中國共產黨現在是不是要綁架西藏傳統的統治者暨西藏佛教的精神領袖？

我打電話給在華盛頓的羅桑桑天，他也因這個消息而心亂如麻，他承諾在當晚立即趕到紐約。隨後我打電話給其他一些朋友，但我幾乎不知該如何回應他們安慰的話。其中有些人邀請我與他們共度該晚，但我婉拒，我情願獨處，並坐在收音機旁，以免錯失任何一則消息。差不多是午夜的時候，報童開始在街頭叫賣新聞號外；於是我立刻衝到外面，買了每一份我所能買得到的各種報紙，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

現在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我親戚們的生命正處於極度危險的狀況中，他們是否能夠逃得出來？就我所知，達賴喇嘛年輕有活力，而且健康情形良好，他應可以對付任何旅途的勞累；然而在另一方面，很清楚的，中國人一定佈下天羅地網以防止他的逃脫。他仍然自由嗎？我的母親已經有60多歲了，而天津秋結正在哲蚌寺(Drepung)讀書，仍然是個小孩子。最重要的是，我深深被這些最令人不愉快的「想像」煩得整晚沒睡。

羅桑桑天終於來了，我們盡自己之所能來安慰對方，但我想我們僅是將某些特別的恐懼傳給對方而已。隔日上午我們在World Church Service的辦公室焦急地等著其工作人員的到來。在這裡我們同樣地得到鼓勵的話以及要我們耐心的忠告；我們也被問及有關西藏情形的一些詳細資料，尤其是拉薩的地形景觀，以便於新聞報導用。

有好幾天我們都是在希望與恐懼之間度過，但是比這種折磨人的不確定性還要更糟的是無助感－沒有能力做些事以影響事件的發展。Dondrub Gyantsen向他工作的航空公司請假以便於到紐約來與我會合，西藏官員 Shakapa 的兒子也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輪流收聽無線電廣播。很不幸地，消息稀稀落落、含糊，有時甚至還互相矛盾，我們無法確定是否達賴喇嘛已逃出。據報導中國人已經動用空降部隊，但是，是在那裡？為了什麼？是不是我們的弟兄已逃到山區，他們在後追趕？有一則來自中國的報導，宣稱達賴喇嘛被他自己的人民抓住。當然，這從表面來看即知是十分荒唐的胡扯，因為沒有任何西藏人民會動達賴喇嘛的一根汗毛。另外的報導宣稱達賴喇嘛騎馬逃走，但從馬鞍上摔下，受傷嚴重。這是意味著他無法繼續逃亡嗎？還是整個報導都是假的？但是，重大消息終於來到，而且中國方面亦如此報導，達賴喇嘛已經成功的越過邊境進入印度境內。然而，如果那是真的，為何印度的電台在此時刻怎麼會是如此地安靜？

有一天早上，當我到一家廣播電台準備接受訪問時，有一個可靠的報導進來，指稱達賴喇嘛及其家人與95個隨行的西藏人民安全的在印度的國土上。帶著這個重大消息，我懷著極其喜樂的心匆忙趕回家裡，我們草擬了一份恭賀的電報，並同時承諾我們將儘速趕往印度去看他們，我們請Gyalo Dondrub幫忙送出這份電報。然而，事實上我們要同行並不是那麼容易，到最後我得獨自前往。五月底我抵達東京，立即與當地籌組支持西藏的國際性組織的人士連絡上。日本佛教會(The Japanese Buddhists)是第一個要求協助西藏及西藏獨立的組織，他們並組織了西藏研討會(Tibet Convention)。

數天之後，Gyalo Dondrub 在新德里(New Delhi)機場與我會合，然後我們立即搭乘汽車前往莫梭瑞(Mossoorie)，我們在清晨三點鐘到達那裡，但卻發現我們無法進城去，因為印度當局已設立了路障以避免發生意外事端。在那時候，警衛對來人的限制十分嚴格，即使已盡我們所能，我們仍然只有在那兒氣得踢車胎的份。約莫四小時之後，我們終於獲准進去。一進了城，我們直奔Savoy Hotel，我們被告知就在當天(以及每一個星期四)達賴喇嘛將主持謁見禮接見大家。

在前往達賴喇嘛在莫梭瑞暫時的住所柏拉屋(Birla House)途中，我們追上了許多朝聖者，他們都穿著了他們最好的衣服往謁見禮會場前進。我們愈接近柏拉屋，人群愈來愈多，直到最後，人群太密集了，使得我們不得不下車步行前進。在柏拉屋的庭院我們遇見了天津秋結，他興奮地跑過來，溫暖地擁抱著我們，隨後他陪著我們入內。達賴喇嘛已在樓梯等待著我們，以便直接帶我們進入他私人的寓所。在我一如往常平伏在他面前以呈獻祈福巾(kata)之際(我一直都很習慣如此做的)，他用手勢告知在此地不必如此。他無言地指著一個有釋迦牟尼佛(Buddha Shakyamuni)圖像的刺繡絲畫唐卡(thanka)，我深受感動地將我的祈福巾放在上面。從現在起，達賴喇嘛視他自己為他那受壓迫的人民中第一個逃亡者而已。

我們坐下，奶油茶被奉上，我的兄弟開始告訴我們關於他逃亡的事。中國方面一個違反協議書內容且高度可疑的要求引起了這個暴動，達賴喇嘛被要求單獨一人，不能有隨從侍衛並儘量不引人注意地到中國軍方總部去。內閣的閣員強烈地建議達賴喇嘛不要前去，於是他留在諾布林卡(Norbu Lingka)。年輕的天津秋結正在哲蚌寺讀書，也接獲了類似的邀請，這個少年人被告知他將與他的哥哥會面，所以他立即由哲蚌寺出發。很幸運地，在數小時徒然的等待之後，他們釋放了他，於是他就回到他母親的房子去。

這項對達賴喇嘛違反常理之邀請的消息，像野火般的傳遍了整座城，一下子，數千個既焦慮又憤怒的人民聚集圍繞夏宮諾布林卡，群眾們克服了焦慮，全力阻止達賴喇嘛離開了像要塞般的保護牆。就在那時候，達賴喇嘛已派人將我的母親及天津秋結接來，與他在諾布林卡相聚。他們設法在中國人封閉所有的通道口之前完成此事。在群眾拒絕散開並持續耐心地等待時，中國人開火了。我的親戚們假扮成僕人從邊門逃出，沿著一條通向奇楚河(Kyichu)的小路前進，在這個深具冒險性的逃亡之後，他們終於安全地抵達印度邊境。

我很樂意想多知道一些，但是預定接見群眾的時間已到，儀式大臣(High Chamberlain)進來請達賴喇嘛本人到集合在房子前面的群眾前現身，於是我們便分開。我到母親的房間去，她站在窗戶旁邊，看著在底下對她的兒子達賴喇嘛獻上尊崇的群眾。我靜靜地走到她的身旁，她牽起我的手。望著在群眾頭頂上方那美麗的大地，我眺望遠方喜馬拉雅山那覆蓋著白雪的山頂，在那之後即是我那不幸的國家。我的母親打破了沉寂：「Jigmela，」她低聲的說著，好多年來這是她第一次用我小時候的名字。「Jigmela，從現在開始，我們同樣都是難民。」我領著她回到房間，坐在她的身旁，要找到想說的安慰話實在不易。是的，當然我們現在都安全，而且可以仰賴某些有限的援助，但是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宗教上及生活方式上的敵人在那裡佔有優勢，而且他們意圖摧毀每一項我們所珍視的東西。我們的人民被迫著向施壓者彎腰，那些拒絕低頭者，不是失去了他們的生命，即是被強迫勞動，有多少我的朋友已經身陷於如此殘酷的命運裡面。在他之中，有很多人被殺害，有多人失蹤後從此失去音訊，而那些少數我們在過去數月還有消息的人，則是生活在極度貧困、危難和可怕的情況之中。例如，我那年長備受尊崇的老師Minyag Rinpoche與其他很多人被帶去敲鑿石頭，以便幫助壓迫者興建新的道路。

不久之後，我再一次的接到我弟弟的電話，他很高興地聽到我將要以組織對西藏難民的援助團體，作為我的職志。他問我詳細的情形，以及已有多少物資被送來，以減輕這些不幸人民的憂傷。聽完我的報告之後，他對分散於全球各地，出面幫助我們的所有不知名人士，表達了誠摯的謝意。

在接下來數週，在達賴喇嘛的指派下，我訪問了位於印度北部的難民營。數千位我們的國人在那兒正被照料著。當我回去之後，我做了詳細的報告，然後我們計算出進一步的需求數量，以尋求援助。在達賴喇嘛正式授權下，我現在繼續從事我已經開始做的工作，並請求全世界能夠提供我們持續的支持，這景況是迫切的。非常不幸的，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推測難民潮將會增加，而且，特別地是，我們很怕印度政府會因此而陷入政治的困境中。

所以，我再一次展開我的旅程，但是這一次與我最親近與最親愛的人之分離，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地痛苦，因為我知道他們都安全，而且我很快地就會再看到他們。當我搭乘的飛機振翅往西飛去時，我回頭注視著喜馬拉雅山的山頂許久，那是我所失去的國家──西藏，神之寶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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